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怪人，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，他发明了“粗粮细作”的办法：把粗粮磨碎，用筛子筛完后，竟然用纱布筛，经过了一番大工夫，把粗粮筛得难以想象的细，有了细粮的口感。
六十年代初，我上了中学，父亲到后海某处画画，被警卫怀疑是特务，抓到公安局去了。看他衣着邋遢，公安局觉得他影响市容。
当时民政局成立了房山疗养院，收容精神病、弱智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，家里交钱就可以住到那去，如果家里没有钱，就无偿收容。
我在上学，母亲工作繁忙，我们无力照顾他，公安局看了我家的情况，就建议他去那里，父母俩人认真地商量了好多天。房山疗养院每月要收二十块左右的住院费，新居也有十间房，有两间出租了，每月有十一块钱，就将房租做了住院费，余下的钱由政府垫付了。
他去的时候很高兴，觉得一切有人管他，活得踏实了。去了以后，就后悔，因为他离开家后，感到种种不习惯。
疗养院在深山里，再加上有精神病和弱智，所以是封闭式管理。他去的时候，给划分为弱智了。
父亲在那里和一个划分为精神病的人成了朋友，那人祖籍四川，在东四有一个四合院，就他一个人住。他的具体病症是“扩大妄想狂”，表现为他在家门口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马列理论研究所”，他自任所长。
他是解放前的大学生，口才很好，在房山疗养院能把医生们都说傻了，说理论不是定论，所有理论都需要研究。他和我父亲一拍即合，两人经常几天几夜地聊天，他还给父亲发了聘书，聘作他的研究员。他的所谓研究所，长期以来只有父亲一个研究员，别人他还看不上。
父亲也没有研究马列，在疗养院里研究的是钢琴。当时戏曲改革，以钢琴伴奏新式京剧《红灯记》，他受了启发，研究用钢琴伴奏传统京剧《空城计》。
房山疗养院在深山里，山形复杂，容易迷路，人很难走出来。父亲就研究北京郊区的地图和县志，最后成功地走了出来。他能从房山区一直走到门头沟区，参加妙峰山的庙会，还有几次走回了北京城的家里，但他从疗养院走出来主要是为了画画。
他背着个画架子，一个人在山里一待好几天。李仲轩是他的外甥，当时在门头沟山区里工作，他只知道李仲轩单位的名称，没有去过，一次越了几十里山路，竟然找到李仲轩的工作单位。
李仲轩在办公室，被门房通知：“来了个怪人，戴个破草帽，背个画夹子，说是你舅舅。”门房觉得是盲流，李仲轩迎出来一见，就叫“老舅”，他则一点不客气，说：“快给我买吃的去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