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金鉴是掌门人，道光皇帝赐给王锡朋的“锐勇巴图鲁”、“第一刚节公”称号的封号书由他保存。1966年，他让两个儿子看了这两份封号书和一幅外国人画的王锡朋像，然后烧毁了。当晚烧毁的还有王锡朋的诗文集和王家收藏的古籍字画。
两天后，单位派人抄了他的家。抄家时把屋里的地砖都撬开了，以防砖下藏东西。王金鉴被拘留了两年零两个月，1968年12月解除拘留，放他回家。孙锦云安慰他：“没事，我就知道什么事也没有。”
王金鉴是“戴帽子”回家的人，所谓戴帽子，是给了他生活自由，但他的历史问题仍没有解决，一直受单位监视。他六十多岁也没能退休，他的历史问题仍有疑问，每日上班便于管理。
王金鉴觉得自己的历史问题应该是他早年到日本留学的经历。他向单位汇报说在日本侵华期间，他没有跟一个日本人交往。1976年，他六十六岁时，单位给予他彻底平反，承认他历史清白。
那时他受监视已经二十七年，单位向他道歉，说怀疑他是日本特务，档案上的名词为“特嫌”。他三十年来宠辱不惊，早料到会有恢复名誉的一天，但没料到是特嫌，他哭了，说：“我怎么会干那种事，那对不起祖宗。”
他退休后，翻译日文科技材料，还办了日语学习班，不收学费。他做了七年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七十三岁逝世。
王金鉴于1983年春节。
王金鉴的女儿王则曼，1945年生人。爱尔兰作家萧伯纳1933年到香港讲学时说：“二十岁不当赤色革命家，五十岁要变成僵尸；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，四十岁不至于落伍。”——王则曼也是这么想的。
王金鉴受监管，所以王则曼入团困难。一位初中女同学比王则曼的情况更严重，父亲是右派，但她入了团，因为她表现出与家庭决裂的勇气。
女同学把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上交给了老师，以表明自己入团的积极态度。老师说：“看别人的信，是违法的，我不能看。”
她还有别的方法表现积极，比如当父亲从下放地回到北京，她就告诉老师：“我不让右派进家门。不见他。”汇报她父亲在短暂的回京期间每天到西单电报大楼里待着，等到晚上她睡了才回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