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小时候就坐着这样的板凳。家里剁肉、切菜的两块案板也是李家祖上的牌匾改的，原本一块是“正大光明”，一块是“爱民如子”。后来有亲戚说：“牌位改成板凳，牌匾改成案板，太不吉利，怪不得你家五十四年不出高官。”
父亲不善交际，朋友不多。他一生的知己是他的小学、中学同学杨向森，两人都是1914年生人，还有亲戚关系，我管杨向森叫三舅。
杨向森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，因生活动荡，这对好朋友少年离别，在五十岁时才重逢。两人当时都退休了，重逢后常互请吃饭，谈论古诗词，同住在北京却频繁通信。杨向森有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“全班同学你第一”，夸父亲有才华。
右为杨向森（1970年）
父亲一生平淡，杨向森则半生惊险。在解放初期，杨向森参加了南下工作团，先在江西省政府工作，后在江西省医学院任教，讲授马克思主义基础课。
他唯一的女儿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，在校期间谈了一位男友，是上海人。杨向森夫妇不同意，理由是上海和北京生活习惯不同。她工作后又谈了一位男友，还是上海人，杨向森夫妇还是不同意，她就卧轨自杀。
她未死成，双腿残疾了。活过来后，单位照顾她，让她在家里完成建筑设计工作，不必上班。
杨向森的夫人是教员，在六十年代一次开大会喊错了口号，被学生围打，她不堪受辱，在学校拘留所里自杀了。女儿双腿残疾，无法自理，平时靠母亲料理起居。杨向森到派出所给夫人注销完户口，回到家，发现女儿已上吊自杀，这次她死成了。
杨向森五天内失去了妻子女儿，精神一度失常。为了搬离江西医学院这块伤心地，他选择了提前退休。
他投奔了在北京的妹妹杨向春家，整日在北京图书馆里消磨时光，也就是在此时与我父亲重逢。他去北京图书馆时，穿西装，左肩挎一个军用书包，右肩挎一个军用水壶，袖子口的扣子掉了，他就把袖子口的布条系成个死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