恢复高考时，我二十九岁，考大学的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内，是我唯一的机会。按照规定，对有工作的考生，单位要给复习时间。但我的领导不让我休假，我就跟领导大吵一架，拿出规定文件，迫使他给我假。
考大学时，语文是我的强项，觉得手到擒来。因为太容易拿高分，就想有更好的发挥，到作文一项时，觉得记叙文没意思，就想写抒情长诗，一写就来了灵感，把卷子都写满了。
我对自己很满意，出了考场跟人一说，别人就叫：“你算完了，一分都不会给你，文体上就错了！”
我原本的强项得了个不及格，这一年我没考上大学。第二年，我正好三十岁，超出了考大学的年龄。三十岁是擦边球，那时考大学不看户口本，由单位开介绍信证明年龄，单位如果给我开了二十九岁的证明，我还能再考一次。但单位不给开，我就永远错过了大学。
但我并没有什么情绪，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学历不重要，认为“随心所欲”才是最重要的，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。我的心里没有权威，自觉性就差，对很多事都不以为然。
我有个朋友叫潘元亮，他想改变命运，开始想考京剧剧团，天天早晨到筒子河练踢腿，但京剧要童子功，得从小练，他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又想考中央戏剧学院，天天早晨到筒子河练朗诵，还在话剧演出时跑了几次龙套（群众演员）。
他会木工活，为学话剧，给中戏的老师做沙发，这位老师说他当演员没有发展潜力，劝他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
他真的考上了，改变了命运，成了大学生。他的课堂笔记、参考书，我都抄了一遍，等于也学了四年导演。我有过一个电影剧本的构思：
在一个工厂，一对男女青年是情侣，他俩的出身都不好，得不到考大学的名额。工厂的主任是个转业军人，家在外地，平时看女青年的眼神都不对。
女青年为了改善前途，决定向主任献身，以换得名额。在跟主任上床前，她先跟男青年好了一夜。女青年上了大学，离开了工厂，男青年从此消沉，而在祭奠总理的群众大潮中，他振奋起来了，积极投入，结果被工厂里“四人帮”分子抓住了把柄，要整治他，但这时恰恰是那个跟他有夺妻之恨的主任保护了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