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我想写的是人性的复杂，连主任这样道德欠缺的人，在大事上也是有标准的，反衬出“四人帮”失去了民心。但这个构思有点超前，不适于拍成电影，在道德上，是超出当时人的接受能力的。
潘元亮当时创作了一个我们这代人插队经历的剧本，拉上我一块儿写。剧本成型后，得到了一位导演的赏识，觉得是可开掘的好题材，计划将其拍成电影。
此时我退出了，我从来不在乎名，觉得不重要。我说：“我也不是你们导演系的学生，编剧署名就别算我了。”后来导演重写了剧本，将原来战争的枝节去掉了，结构上更为精炼。
这部电影拍成后，轰动一时。
潘元亮的哥哥在荷兰经商，后来他也去了荷兰，没有做导演。我呢，原本就没有导演梦，做工人，老实活着。
在六十年代不许有私房，因为红卫兵闹着让人交房，所以房子充公。大家都很积极地交房，房管局并不愿意接受，因为是包袱。把你的房子注册成公房后，就得给你修房子，你只要交很少的一点房租。
1984年，交了的房子都还给了私人。我家原本是个院子，共十间房，因为家庭困难，六十年代前就出租了。院子很大，六十年代挖了防空洞。院子没法退，房子都退了，还房时，我父亲去房管局说：“我不要房子，要钱。”
当时卖房的价格是两百元一间房，父亲很高兴地签了字。这事被邻居知道了，告诉我母亲，母亲赶到房管局，说父亲住过房山疗养院，被诊断为“弱智”，所以他的签字不算。
房子没卖，房管局说我家要付充公期间的修缮费。可我家不但没交钱，还拿了钱，因为充公期间安排住了别人，房屋使用费高于修缮费。
我一直不知道亲戚里有李仲轩这个人。在八十年代末，他找到鼓楼家里来看我的父亲，自称是我的表哥，见面管我叫“老表”。当时父亲已经去世，我母亲知道他，我就请他在家里吃饭。
一聊，发现他为人爽快，是旧时代那种讲江湖义气的人。他语言幽默，虽然他比我大三十岁左右，但感到没有年龄差距。他显得五十多岁，其实已经七十二岁了，明显能感觉到他年轻时打下的身体底子非常好。
